甘肃华亭安口窑的炉火，已静默地烧了上千年。

在平凉人的记忆深处，谁家不曾有过几件安口陶瓷？这里诞生的陶瓷，既散发着绝代风华，又于生活细微之处，时时便利着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他们朝夕相伴、密不可分。

陇窑古镇高镇村村貌

安口窑被称为“西北第一窑”，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书写着中国陶瓷史上一段质朴而绚丽的篇章。它属于北方耀州窑、磁州窑系，是西北地区著名的民窑。这些融合了不同工艺、不同流派的瓷器，在华亭的历史时空中交相辉映，最终达成了“器”与“道”、“物”与“心”、“守正”与“出新”之间的平衡。这里的瓷器，源于华亭，却又不止于华亭。八方匠人来此交融共创，中华文明那股源源不断、奔涌向前的生命力，仿佛就藏在这些器物之中。

读懂安口，便读懂了中国陶瓷史的一段重要篇章。瓷器不是静止、无灵魂的旧物，而是凝结的时光，是山河灵韵与匠人匠心对话的结晶。它们诞生于华亭的山水与历史之间，向着更遥远的时空，诉说着这里的山水之灵秀、文化之深厚、意境之悠远……

宋元源流，技艺交融的朴素之美

中国陶瓷史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当先民将泥土烧制成可盛装食物与水的器皿，便标志着陶器的诞生。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早期陶器与栽培稻遗存，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例证。

随着工艺发展，陶器的器形与装饰逐渐丰富。至东汉时期，选用高岭土等原料烧制、质地更为坚密的瓷器出现。由于陶瓷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其生产迅速传播，安徽、北京、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河北、江西、山西、浙江等水草丰茂、土壤肥沃的地区，均为著名产地，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口。

宋代安口窑黑釉玉壶春瓶

宋代是陶瓷发展的高峰，北方名窑表现尤为突出。河南汝窑以天青釉著称，釉质温润；河南钧窑的铜红釉在烧制中产生“窑变”，形成色彩斑斓的效果；河北磁州窑则开创了白地黑花的装饰风格，将书画艺术与陶瓷工艺相结合。这些窑口的产品，在造型、釉色与装饰工艺上各具特色，代表了当时陶瓷技艺的卓越成就。在西北地区的华亭，安口窑也逐渐兴起，吸收融合了磁州窑等窑系的技艺，为安口陶瓷发展注入了活力。

华亭地处陇山要道，能孕育出绵延千年的陶瓷文化，实为天时地利所钟。这里有细腻的坩泥、温厚的陶土与星点分布的石英砂，这是大地最朴素的馈赠。它们主要分布在安口、砚峡、策底、河西一带的丘陵间，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物质基础。

生命赖水以兴。汭河、黑河、汗河三大水系，穿行于华亭的山川之间。其中，汭河流程最长，达113．2公里，从容东去，最终汇入泾河。它们滋养着两岸的田畴与人家，也为陶瓷的淘洗、练泥注入了不竭活力。

路通人和。丝绸之路的四条道路，皆从华亭腹地或周边穿过。自长安沿渭水西行，再溯汧河而上，至华亭南端麻庵一带，三条道路翻越陇山；另有一条沿泾水而上，穿过北邻的平凉（今崆峒区），经萧关，越关山。道路纵横，连接的不仅是地域，更有技艺、思潮与文明，使安口成为中原、关中、西北等多方工艺与文化的交汇点。

金代安口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瓷片标本

于是，安口窑的千年美学在此生根。其源头可追溯至宋金时期，彼时正是其美学奠基的重要阶段。据考古发现，其创烧年代可确证，当时产品以青釉、黑釉为主，胎体厚重，釉色沉稳，玻璃质感鲜明。装饰尤以刻花为特色，刀法朴拙而流畅，展现出民间艺术蓬勃的生命力。

2004年，安口镇杨家沟瓷窑址出土的金代白釉刻花瓷片、青釉刻花牡丹纹碗残器，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物证。白釉刻花瓷片胎体坚实，釉色温润，核心工艺为典型的“刻花”技法。匠人运刀如笔，于釉下坯体刻出花纹，构图舒展、线条流畅，形成类白地黑彩的视觉韵味——这正是河北磁州窑的典型工艺语言。另一件青釉刻花牡丹纹碗残器，则展现出陕西耀州窑的风格：釉质莹润，刻花纹饰层次清晰，牡丹纹饱满而富有张力，刀法深峻利落，尽显耀州窑系特有的雕刻功力。

这两类瓷片同出于一地，生动说明宋金时期的安口窑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同时受磁州窑与耀州窑两大窑系影响。在承袭主流技艺的同时，其釉色的微妙变化、胎土的独特质感，以及纹饰中隐约流露的疏朗气韵，已初显与本地原料、审美融合的端倪，标志着安口窑在广泛吸收外来精华后，自身艺术生命正悄然萌芽。

北宋安口窑青釉瓷瓶

元代以后，安口窑迎来了重要的融合与转化期。随着各地交流日益频繁，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磁州窑系的工艺进一步传入，刻花等技术被本土工匠娴熟运用。这一时期的生产更重实用，黑釉碗、罐造型敦实，釉色浑然一体，朴素中见温润。此外，铁锈花瓷器与灰青、暗青釉青瓷也并行不衰。它们不求炫目，不事张扬，稳稳扎根于生活，在泥土与火焰中，渐渐长成自己独有的模样。

品鉴这一时期的陶瓷，既感慨匠人手艺的精巧与想象力的丰富，又似开启一场自然之旅——那或青或黑或白的釉色，不正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山水本色吗？

器物静默，却将人间烟火细细收存。于是，在陇山深处的官道旁，在耕读传家的院落里，这些由本地泥土烧造的青釉、黑釉碗钵，盛着粟饭与清茶，伴着三餐与四季，成为岁月里最温情的陪伴。

明清鼎盛，民俗意趣的生动表达

明代，平凉乡贤赵时春撰写《窑神记》，开篇便将制陶之本上溯至上古圣贤：“制火用以利民者燧人也，创陶器以便民者帝舜也，平水土以居民者神禹也。”他追溯周秦陶政之渊源，强调“陶器古朴，实尊有虞氏之法，其用必资土水火”，为安口窑找到了悠远的文化谱系。赵时春的记述，标志着安口窑及其代表的造物传统，已进入士人书写的地方文明史视野。

明代是安口窑的黄金时代，“陇上窑”美名远扬。此时的安口窑制瓷技艺已臻大成，所制瓷器器型端正、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呈现出如玉般的温润质感，与诗文意境天然契合。其美学风格趋于成熟，并深深打上了民俗文化的烙印。

明代安口窑黑釉如意头瓷鞋

在甘肃省华亭市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只明代安口窑烧制的黑釉如意头瓷鞋，被列为国家三级文物。这是一件情感信物，以瓷的永恒，承载着人世最凄美的情愫。

这只瓷鞋长12公分，体型纤巧，做工精美。工匠巧妙施以半釉，鞋帮及纹饰罩以黑褐釉，鞋底露胎无釉，釉色对比鲜明，形制宛若一只黑缎白底的绣花木鞋。其造型并非寻常样式，鞋头设计为如意云纹，典雅含蓄。在古代，“履”与“礼”谐音，而如意履多与读书人相关联，因而这只瓷鞋很可能为一位书生所有，指向主人生前的身份与人生理想。

透过它，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明代家庭在离别之际，将对亲人“步步如意”的祈愿、对“知书守礼”人生的寄望，连同“事死如事生”的朴素信念，以及绵长的思念一并寄托于此。

明代白釉褐字纹碗

“以文入器，以器载道。”一件白釉瓷碗堪称明代安口窑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碗心以褐彩清晰书有两行寄语：“遇贵人则饮酒，遇冬日则饮汤。”寥寥数字，映照出中国人朴素的生活情怀与圆融通达的处世智慧。

从形制上看，此碗已由早期的直口、撇口样式，演变为典雅的折沿式，腹部近乎垂直，下承平底圈足，线条洗练稳重。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华亭市南新街供热管道改造时出土的明成化景德镇青花折沿白菜纹碗，与这件安口窑白釉碗在器型上高度相似。这种跨越窑口与地域的形制共性，既反映了明代日用瓷器的流行范式，也透露出安口窑与主流窑业间的密切交流。

当时，此类黑釉、白釉、黄釉碗及白釉折沿碟，均为畅销的生活用瓷。从碗、罐、盆、坛等构成的完整器物体系，更能看出其生产与日常需求的紧密关联——它们盛着待客的酒、御寒的汤，也盛着普通人家的寻常日子。

安口窑的美学始终不曾远离人间烟火，它以最朴素的方式融入生活，在每一次捧起与放下之间，完成着器物最本真、也最动人的使命。

清中后期至民国，安口窑迎来了最具代表性的“土青花”时代。所谓“土”，恰在于其胎质厚重、略显粗犷，且因采用本地钴料，青花发色多呈独特的黑蓝色。但这恰恰构成了其不可复制的个性魅力。

清中后期至民国，安口窑“土青花”系列

华亭市博物馆收藏的土青花蕉叶牡丹纹渣斗，造型饱满敦厚，线条圆熟流畅，通体施以灰白釉，釉面温润如玉。外壁以钴料绘就蕉叶与缠枝牡丹纹饰，笔意酣畅洒脱，堪称清代民间窑口瓷器中的杰出之作。渣斗古时置于宴席之侧，专用于盛装肉骨鱼刺，是古代席间精致饮食文化的见证。

另有一件打油诗三系瓶，是充满世俗情趣的珍品。瓶身造型稳重，肩部设三系以利提携，是典型的民间日用器物。腹部留白处题有一首民间俚诗：“三年连生三贵子，状元榜眼探花郎。”短短十四字，让我们窥见了数百年前普通家庭最炽热的期盼。

华亭市博物馆的藏品中，还有一组更为鲜活生动的珍品——两件清代戏剧人物瓶。它们是目前已知唯一在瓷器上记录并再现“华亭曲子戏”演出场景的实物，历史与艺术价值无可替代。

清代安口窑戏剧人物瓶

这两件瓷瓶造型端庄，以白釉为底，釉面光洁。瓶身绘有戏剧场景，笔法率真泼辣，色彩对比鲜明，充满浓郁的民间趣味。画面中，戏曲人物衣袂翩跹、姿态生动，画工以简练传神的笔触，将其装扮与神情精准捕捉，将一方舞台瞬间凝固定格于瓶身之上。

华亭曲子戏兴盛于清代，是独具地方风韵的小戏，以题材贴近生活、表演生动诙谐、唱腔高亢激越深受当地百姓喜爱。过去，它活跃于乡间社火、庙会庆典之中，是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娱乐形式。然而，历史上的戏曲演出转瞬即逝，鲜有直接的图像记录存世。

正因如此，这两件戏剧人物瓶的发现才显得弥足珍贵。它们是以立体实物形式留存的、关于华亭曲子戏早期形态的“视觉档案”。

独立展柜中陈列的安口窑青花吉居图瓷罐，堪称一件融诗、书、画于一体的“文字罐”，是西北民窑精神气质的生动体现。

清代安口窑盘口花鸟瓶

罐身正面绘《吉居图》，一只雄鸡立于山石之上，昂首挺拔，神气十足，周围草木欣荣，气氛祥和。更珍贵的是罐身背面的墨书题诗：“忆及当年往浮梁，清夜小舟入昌江。徐风明月松竹影，举酒与客话故乡。”诗句记载了作者1933年赴景德镇求学途中的所历所感：于清风明月、松竹掩映的昌江夜舟之上，与友人对饮，共话乡情。这段私人记忆，让器物成为承载个人乡愁的情感载体。此罐整体虽不及景德镇官窑的严谨工丽，却凭借不拘一格的笔触、真挚饱满的情感，深刻彰显了安口窑作为西北民窑的独特审美气质——一种源自民间、充满野趣与生命张力的艺术风格。

安口瓷器，是由无数具体而温暖的个体生命体验与集体生活记忆熔铸而成。它藏于每一次举碗相敬的人情往来里，融于地方小戏的高亢唱腔中，也浸于游子在明月清风中吐露的乡愁间。

懂它的人，自能从器物中窥见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

近现代创新，实用与工艺的平衡之美

进入民国，安口窑在时代洪流中开启了新的篇章。随着外来技工的交流与新技术的传入，其美学面貌与产业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转变，焕发出兼容并蓄的活力。

华亭市博物馆讲解员陈鸿艳这样形容安口窑的气质：“安口窑的独特在于它的‘接地气’。它不追求官窑的极致精美，而是融合南北技艺，服务百姓生活。”相较于南方瓷系的细腻温婉，安口窑瓷器更显粗犷敦厚，自带典型的西北地域气质。尽管民国以后，当地窑场也开始发展细瓷，但其真正走红市场的，仍是质朴实用的粗瓷。“这一件件温润的器物，记录着数百年的审美流变与商贸往来，堪称一部‘活着的民俗史’。”陈鸿艳说道。

民国安口窑青花观音坐像

展柜中的实物生动诠释着这段历史。一件民国时期安口窑陶瓷职业学校学生烧制的紫砂山子摆件，印证了当地紫砂、砂器与瓷器并行兴盛的物产格局，也彰显了新式教育对传统窑场创作视野的拓宽作用。与之相映的，是一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烧制的、题有“人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粉彩花鸟笔筒，成为记录集体记忆与爱国热忱的珍贵实物证据。同期的一件青花粉彩菊花纹罐，则实现了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的巧妙融合，标志着安口窑在装饰工艺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技术突破。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渐进式发展，那么抗战时期的工业转型，则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飞跃。

“七七事变”后，沿海工业区相继沦陷，大后方的电力、通讯与军事工业成为维系抗战的生命线。在此民族危亡之际，留德学者温步颐临危受命，联络各地有识之士，于安口创办了华亭电瓷厂。这座在西北小镇崛起的工厂，迅速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电瓷生产核心基地，所产电话线路绝缘子、电报瓷瓶、电力闸刀等产品多达两百余种，成为构建并保障大后方通讯、电力与军工生产的“工业血脉”，被紧急输往前线与后方，默默支撑着战时的经济运转与指令传递。

这一转型，意味着安口窑从生产杯盘碗盏的传统民窑，毅然肩负起国家使命，转变为支撑现代国防与工业体系的战略节点。其产品美学也从生活意趣，转向严谨、规整、高效的工业功能性美学。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瓷制零件，为民族的生存与胜利，贡献了坚实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安口窑步入公私合营阶段，产品体系日趋丰富多元。上世纪八十年代，“飞天”商标正式启用，绘有敦煌飞天图案的这一标识，成为安口窑的崭新象征，白釉碗便是这一品牌的实物见证。窑场在日用瓷之外，也创制了大量工艺赏瓷作品，其中彩绘描金滴水观音瓷塑，曾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上世纪70年代安口陶瓷厂生产的瓷器

众多作品中，“反弹琵琶”雕塑尤为突出。这件作品体态灵动、衣纹流畅、彩绘绚丽，曾荣获甘肃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同期创作的神话人物、十二生肖储蓄罐等瓷塑，色彩鲜活、神态生动，展现出安口窑在造型、彩绘与题材上的全面探索与突破。

在日用瓷领域，安口窑也日渐精雅。文房用具、茶具酒具等成为创新重点品类，其中由杜如桐、边希平等老艺人绘制并烧制的盖碗，画工高超、设色淡雅，将文人意趣与民间技法完美融合。

从民国至二十世纪末，安口窑走过了一条从传统民窑到兼容现代工业形态，从实用粗瓷到工艺精瓷的多元发展之路。它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迭代升级，既留存了敦厚豪放的西北气韵，又融入了新的技术、审美理念与时代精神，最终在继承与创新的循环中，塑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独具生命力的地域陶瓷美学范式。

上世纪70年代安口电瓷厂的产品

因陶瓷之故，安口这座陇窑古镇，便成了云梦之间的理想之境，自带一份山水隐逸的静气，器物也因此浸润得温润如玉。有多少人怀揣理想从此地远行，又有多少人慕此气韵前来寻梦，终寻得至死不悔的生命依托。“陶瓯盛月千年色，一捧清光可照尘”，越是沉下心性去触摸、去体味，便越能觉出那泥火交融的深长回甘。

这里的陶瓷不只是器物，更是我们与土地、山水及生活紧密相连的见证。当我们凝视它，那份油然而生的安然与自在，正是精神与器物在刹那间合而为一的时刻。它朴拙、大气而华美，我们用它饮茶、对坐、沉思，在触手可及的日常里，体味着它所承载的、穿越岁月的浪漫与深情。

或许，安口陶瓷最动人之处，便在于此。它天然与生活相依，与心灵默然相契，在每一次俯仰呼吸之间，完成着物与我、古与今的温柔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