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600年了，故宫博物院也迎来了自己95岁的生日。我是1956年11月12日正式到故宫报到的，转眼60多年过去了。故宫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一辈子在这里爱瓷、赏瓷、鉴瓷。这些瓷器不知翻了多少遍了，仿佛和每一件瓷器都成了老朋友，但我仍然觉得学之不尽，受用不完。

从成立到今天，故宫博物院一直以学术立命。20世纪50年代，吴仲超院长先后延揽了徐邦达、刘九庵、孙瀛洲等一批老专家、老技师和高学历人才，改变了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初期的人员知识结构，使故宫博物院在文物研究、鉴定、修复、古建保护诸领域专家云集、人才辈出。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必须得有一大批热爱这些珍贵文物、与之相得益彰的专家队伍，且多多益善。上世纪80年代后，年轻的大学生开始进入故宫，他们一批批正在被培养成各个门类的专家。

那时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故宫所藏文物进行清理。在故宫上百万件的藏品中，瓷器是大宗，占了1/3。瓷器分散在各大殿不同的房间不同的角落中，需要把它们集中在一起，鉴定等级、登记编目。那时故宫博物院还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捐赠，包括国家调拨的文物、流散在外的故宫旧藏，还有南迁北返的文物……清理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大家经常加班加点。冬天库房里没有暖气，不能生火，夏天又尘土飞扬，闷热异常。但大家乐此不疲，在文物清理中经我手新发现的珍贵文物、重新鉴定的文物也有一些，比如唐代越窑长颈瓶、宋代哥窑葵口碗、明成化青花人物碗、乾隆款龙泉窑刻花盘等。

故宫的瓷器主要是明清的，当然也有更早的唐宋元的珍品。孙瀛洲老师被同行推崇为“宣德大王”，早年跟他学习时，也见过宋代五大窑的瓷器。在故宫看到这些东西时并不陌生，但感觉完全不一样，故宫的都是精品，数量多，也更成体系。

1973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开启了在国外的巡展，我作为随展人员先后被派往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国的日子，有时间都泡在了博物馆，了解中国瓷器在海外的状况。1990年至1997年，我作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古陶瓷鉴定专家组组长，对各省区市的文博单位馆藏的瓷器进行鉴定。7年的时间，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考古所的库房，几乎每个地方都走到了，鉴赏了大量的瓷器，确认了数万件一级文物，对中国瓷器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了更为系统、直观的认识。

1986年时，英国人在南中国海打捞了一艘沉船，出水有15万件中国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我们国家想买回其中的一些外销瓷，就派我和冯先铭先生一起去荷兰收购。但刚一开拍，起价就翻了10倍，远远超过我们的收购价。回国后，我们联名给相关部门写了报告，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水下考古队。1987年中国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队，后来就有了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重大水下考古，打捞的沉船都出水了大量瓷器。现在故宫也参与到国家组织的联合海外考古，比如对沙特塞林港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突出。一部中国瓷器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的缩影，写一部中国陶瓷史，不容易。现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陶瓷收藏和陈列，但都不够系统，很雷同，也很分散。将来如果能建一个清晰反映中国陶瓷发展的专题博物馆，就太好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题图为耿宝昌近照。王琎摄

上图为记者采访耿宝昌先生。